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

  从2世纪9年代末至今,王小波的作品就一直被人们广泛地阅读、关注和讨论。他的杂文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科学、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所感所悟之处皆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语言犀利幽默,读起来引人深思,特别是在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时,他不会轻易去附和别人的说法,而是站在理性的角度进行冷静客观地分析,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的知识青年,他为读者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虽说是在回忆自己的人生,但同时也在讲述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无奈处境,因为真实,所以深刻,因为深刻,所以不能忘却,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历史反思以及对自我反思的集中体现。 
  王小波一生写过约三十五万字的杂文随笔,而《沉默的大多数》是收集他作品最全的集子,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4期《东方》杂志上,这个书名是他生前为自选的杂文随笔集选定的,在生前发给朋友刘晓阳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中,他写到“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这段话写得情真意切,道出了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同所颠倒的世界的决裂,同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话语圈的决裂,由革命所带来的嗜杀成性,让知识分子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除少数紧跟当权者外,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打击、劳改和迫害,幸存者也都遭受了巨大的身心摧残,给当代中国文艺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在1968年“文革”进入高峰期时,瑞典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的下落,在一直没有准确音信的情况下,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不颁给已故之人,因此,中国和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在此基础上,王小波才会说“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所谓不理智的时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时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他之所以在文章中极力推崇理性和言说的自由,就是为了抵抗这种不理智的年代,捍卫人权,不在沉默,也不去选择沉默,“我们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如果说在那个非人的政治权利斗争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被多次运动摧残殆尽时,沉默体现的仅仅是一种生存方式,那么“文革”结束后,当“五四”新文学传统逐渐复苏时,当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群众代言人的身份重新确立起来时,“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责任意识则又一次重新凝聚起来,就像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的序言中所说的“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负很重的责任对社会负责,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他时常觉得自己违背了多年来的积习,不在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但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又让他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让他为那些有话没有说出来的弱势群体发出声音,让他不再沉默,用文字去温暖人心,“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升人的灵魂。这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寥寥几句话,体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自我的觉醒。随着2世纪9年代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突破后,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把思考和写作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是当作追求职业利益和声望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启蒙”成了一个未完成的事业,知识分子该如何去进行自我启蒙?如何承担自身的历史使命?王小波用理性和智慧告诉我们启蒙和现代化,不仅仅是启民众之蒙和社会现代化,而且启知识分子自身之蒙,由此完成其人格和心理结构的现代化。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王小波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在他看来,人既然活着,就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而有思想就将学习当成是毕生从事的事业,因此,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知识是真实的、可信的、完美的。除了思想之外,信仰也是重的,但前是信仰必须从属于理性,事实上,王小波并不赞成知识分子将自己的信仰强加给老百姓,因为稍不注意,信仰可能就会被滥用,成为迫害别人的工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知识分子应该从自身利害来考虑问题,考虑自己该有何种道德和何种信念,如果知识分子都能站在“民间立场”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个国家整体实力也会得到升。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一文首先出了一个问题“谁是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并无统一定论,不少中国学者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文的译语。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叶启政教授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讨论。按照叶启政的看法,“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这个词分属东欧和西欧,含有不同的历史意义,从东欧的历史来看,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然而这个阶层及其传统特性在十月革命后已经逐步瓦解消失。前苏联时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先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不再指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特殊阶层。而在王小波的论述中,他说起自己在美国留学时,美国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在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以此为标准,中国还算是有些知识分子,但若按照《纽约时报》所说的“批判社会”,中国就没有或者是几乎没有知识分子,在西方人的理念中,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良心”“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过来说便是‘天下无道则庶人议’。而天下永远是处在‘无道’或不尽合于‘道’的状态。这里的‘庶人’也包括‘士’”。王小波认为,针砭时弊是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除此之外,在建设道德伦理方面,不应该蜂拥赞美正面形象,只管呼吁不管干,拿着自己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 
  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担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到荀子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而针对重大文化遗产在中国,现代主流文化却诞生在西方的现实,小波分析了外国人为什么会把文学艺术做成超越人类的事业,而中国人却不能的原因。他希望知识分子不把自己限制起来,保存智慧去取得成就,毕竟继承文化遗产也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许纪霖曾将2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划为七代,并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是中国精神开合的时代晴雨表。可以说,2世纪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个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中,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仅与政治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不管时代如何,所有知识分子都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以一颗赤子之心热爱着自己的国家,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责,面向未来,取得成就。 
  总之,王小波的杂文思路独特,语言妙趣横生,他能让你在读完作品后,陷入沉思之中。《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经历过思想浩劫后独立思考的精神结晶,就像他在《我的精神家园》中说的那样“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我相信,他的思想不仅会对当下知识分子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也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编辑郭子君